“96年那一年，我抓住了统招的尾巴，来到了农大”游秀峰如是说。1977年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77年冬和78年夏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同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可以说是改变众多人的命运也是影响后来上亿的人使之受益的一项决策。我爷爷辈儿是地主，那时候地主家的子弟是不允许参加高考和参军的，我的父亲和叔叔们尽管当时成绩很好，但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根本与大学无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幸运的我们迎来迎来了改革开放，也迎来了生活的春天，从此，我们的出身变成了农民，没有了地位上的歧视和身份上的限制，我的母亲曾经说过“我永远都感谢邓小平”。是啊！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没有改革开放，那我们家地主的身份永远得不到解脱，我和我的弟弟根本就没有机会接受全面的教育，更谈不上考大学了。
占据了两个“第一”
为什么说我是幸运的呢？我是我们村里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也是恢复高考后太康三高的第一个本科生。那时候一个村仅有5-6个人去乡里上初中，上高中的话就更少了，仅2-3个人。那个时候小学学费是一学期5元，初中是70元，同村的孩子们大部分会因为五块钱的学费而失学，村里实在是太穷了，没有什么收入来源主要靠种地，土里刨食，一亩地还要交100多斤公粮，仅限于吃，能吃饱穿暖就满足了。而我们家由于父亲有点文化，又会木工，条件相对好一点，也许我的母亲认定了学习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再苦再累，也坚决不让我和弟弟辍学。
当时我们的学习仅限于课本，一份报纸，一片带字的纸片，一个火柴盒，就会拿着翻来覆去得看。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八九十年代，一到深秋，夜里起风了，大人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等鸡叫，就急忙爬起来去地里捡树叶，去晚了可能就被别人捡光了。由于当时工业和农业都比较落后，农村人种地基本靠牛马，再不就是人工，而做饭的燃料就是地里的秸秆，小麦玉米的秸秆又要喂牛羊，于是捡柴火回家做饭几乎是大家的习惯。上初中的时候，由于粮食不足，学校食堂的卫生条件又极差，我们都习惯了走十几里的路背着馒头去上学，全学校就一口压水井，开水更是奢望，早晚自习点的是煤油灯；现在有的孩子抱怨宿舍不够宽敞，不安装空调时，他们不知道当时我们高中的宿舍是大通铺，坐的地方有多宽，就有多么宽的床位，夜里翻身几乎不可能。
艰苦的求学路和巨大的生活压力使我的许多同学放弃了坚持和努力，成为中国万千农民的一员。当时，考高中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一方面家里还要负担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而考大学几乎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能上一个中专或师范院校则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当时的中专和师范学校是免费的，并且分配工作，相当于铁饭碗，可以早些赚钱贴补家用。当时初三的班主任告诉我：“游秀峰，你必须考高中，考不上也要上，将来上大学！”感谢我的母亲，1993年秋天，在我中招没有考上县重点高中的情况下，坚持把我送进了太康县第三高中的大门！ 1996年8月底，我终于等来了河南农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年是全国高等院校统招的最后一年，那时候考大学是很难的，我们学校高三总共三个班，二百多名毕业生，就我一个考上了本科，还有一个同学上了河南财经学院的大专。
走过最远的路来到农大
1996年9月12日，18岁的我第一次真正地离开家乡，跟着哥哥踏上从太康到郑州的汽车，辗转四五个小时，这是我当时走过的离家最远的距离，站在农大大门口的我，不知所措。热情的学长们接过我们的行李，带着我去报到，办理入学手续，我茫然地跟着学长穿梭在农大的校园里，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唯恐一不留神就会走丢了。直到我走进了12号楼433，把被子放在床上，拿出从家里带来的馒头啃了几口，在对上同宿舍女孩友好的眼神后，我才真切地意识到：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教室、食堂、图书馆、实验室，每一个地方都令我着迷，这些都将真真切切地属于我们！
那时候农村来的孩子英语不太好，想要拿到大学毕业证必需考四六级，于是就和我们班的同学就一起在火车站的电子批发市场花60元买了一台“德生”牌中短波收音机，以提高英语听力水平。比之以前，我们的大学生活可谓丰富多彩：除了正常的上课时间，每周二下午有集中的政治学习和集体活动时间，时不时的周五晚上学校会播放免费的电影；现在的网球场在那时是旱冰场，周末的时候会有人在那里教跳舞或者滑旱冰；在2号楼和3号楼学校提供有长明灯教室，以供那些特别刻苦或者考前临时突击的同学夜间学习使用。
1997年2月19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我们一起聚在北苑餐厅的二楼，怀着沉痛的心情观看了他老人家的追悼会，许多人忍不住哭了出来。同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为了迎接这一日的到来，我们全校师生参加了“迎香港回归万人长跑”，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学校出发，经过金水路、紫荆山，跑向二七广场；1999年12月20日澳门顺利回归，更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随之而来的2000年是千禧龙年，各个学院和社团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庆祝，激动的我们一同跨世纪到凌晨一两点。
当时学校最漂亮的实验楼是小麦中心，我和几个同学有幸在那里实习，参与老师的科研，学校当时有一些实验仪器我们只能看，不能用，因为如果用坏了可能配件都买不到。当时根本没有想全国各地去走走，只想着为家庭减轻点负担，也正值我弟弟要考大学，我选择了工作，毕业后到金昌化肥厂和项城莲花味精集团从事复混肥料生产管理工作，工作期间才真切感受到了自己所学知识的欠缺，于是竭尽所能地找书看，期待着能在科学施肥方面做一点事情。2006年，我调动到河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农药系工作，得以和农大再续前缘，以前的实习和工作经历为我现如今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得我在面对不同的实验要求和问题时能够冷静分析，并找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美丽乡村变化大
在我的家乡太康，我们小时候家里住的混砖房（即墙的外围是砖，内侧是泥坯），条件好的是砖瓦房（因为瓦的烧制需要特殊的工具和工人，成本比较高），还有许多人家住的是泥坯草房，一到雨天基本上锅碗瓢盆都用上，因为屋外大雨屋里小雨。现如今，我的孩子经常会问我：“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在她看来，如今的农村是看不够的田园风光：姥姥家盖起了二层小别墅，房子宽敞又明亮，院子里种满了瓜果蔬菜，烧的是液化气，喝的是纯净水，冷了热了吹空调，出门走的是水泥路；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和扶植，使得种地不再是一件苦差事，农业的发展和大型机械的普及，使农民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得以解脱，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农村，成为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的一分子，农民的收入，也不再局限于“土里刨食”；而新时代的农民也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更多的是注重良种的使用、国家的政策、市场的需求！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农村孩子再也不会像我的小学同学那样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了。以前农村人到政府部门办事由于没文化，基本是脸难看，事难办，而如今基层行政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只要符合要求，办事不再需要求爷爷告奶奶。新农合的普及，使得农村人生了病，也能享受到和城市人一样的医疗，敢到大城市大医院看病，使得因为老人生病而弃养成为了永久的历史。
我上高中的时候，一些小型的造纸厂污染严重，县城南侧的涡河上方总飘着一层白雾，河水乌黑发臭，人们路过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捂起鼻子、加快脚步。不知何时，曾经的臭水河现在竟然变成了景点，水变清了，两岸绿了，经常有大人带着孩子来岸边玩耍。联想到现在国家提倡在保护美丽家园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提倡建设生态中国，美丽中国，我相信家乡的河流会永远的清下去，美下去！
母亲常说感谢邓小平，一个是身份上的，限制取消了，心灵的枷锁打开了，生活变得美好而有奔头！改革开放带来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和富裕的生活！对我，则是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在农大，有幸认识了李为争老师，他的朴实和钻研打动了我，我们组建了家庭，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六年后又回到农大，农大是一块福地，她给我学习的机会，给了我家庭，还给了我工作和将来努力的方向，想对学生们说现如今的农大早已今非昔比，教学科研水平和基础设施较之当年有了很大的提升，珍惜农大给你的机会，去学习去发展，不管将来是从事科研还是别的工作，都要以学业为主，踏踏实实把学业做好，努力拓展自己各方面的知识，在最好的年华，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好铺垫，回头，无悔！
我对改革开放的关键词是“信心”。可以说，我们与改革开放同生，与祖国共成长，不管是过去的四十年，还是将来的四十年，甚至将来的很多年对它都是充满信心的。我相信河南农业大学在机遇与挑战中会迎来更好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农大人在这里成长，未来可期！
采访：张 帆 李怀港
编辑：孙淑娥 郭治鹏
